鉅大LARGE | 點擊量：394次 | 2022年10月19日
環保發展要政府和市場進行邊界理清
全球第五大水務環境運營企業北京首創股份近日透露，截至2017年底，首創股份在遼寧、河南和內蒙古的項目公司，被當地政府拖欠的水費分別高達1.8億元、0.94億元和0.97億元，滯后月份短則4個月，長則有22個月。而從首創股份的網站和年報等披露的信息來看，該公司被拖欠的服務費累計占主營業務收入的8.6%。
對于環保企業而言，首創的遭遇并非孤例。環保上市公司2018年的業績報告顯示，半數利潤增長為負。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應收賬款難以兌現。這也是在股市回暖之際，環保板塊股價卻跌幅超50%的重要原因。
與環保企業業績慘淡相對應的是政府對環保空前重視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“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建設”作為重要部分單列，提出“壯大綠色環保產業”，培育一批專業化環保骨干企業。
政府如此重視環保，對環保企業的重點扶持政策和專項政策不亞于芯片企業，為什么環保企業卻陷入了連連虧損的境地呢？
目前的主流解釋是地方政府的履約意識和履約能力較差，業界擔憂，如此下去，社會資本參與環保PPP模式的熱情會嚴重下降。同時，中央重視環保，但地方政府作為治理主體，財政上并沒有足夠的投入，對環保的重視不如對GDP，污染治理收費拖欠，造成對環保企業比如水務企業拖欠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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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問題當然存在，但大部分情況下，并非地方政府對環保不夠重視。比如城市污水處理費用作為行政事務性收費專款專用，其目的就在于保障地方政府對環境治理的財力。不能否認一些地方政府在環保收費上力度不夠，但另外一方面，環保企業為了維護地方關系、提高市場占有率，經常采用賒購的方法提供環保產品和服務，導致出現了大量應收賬款，這是更常見的情況。
客觀而言，目前環保企業的困境主要是因為環境設施投資模式。當前，環保作為一種公共服務導向的投資，過多依賴PPP模式。PPP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政府預算不足的問題，但公共事業本身的回報依賴于政府的總體履約能力，依靠政府存量資產的多少以及運營能力，本質上仍然是依靠政府的財力。PPP模式必然出現現金流不穩定的問題，這是一個全球普遍問題，并非是中國環保企業的特殊問題。
PPP模式具有長周期、風險共擔等特征。對PPP項目而言，增加某種公共品投入，應該形成相應的存量資產。但是，目前政府更強調環保帶來的公益性，企業也期待項目的長期性，對短期無回報容忍度較高，而且特別看重PPP項目所帶來的金融工具。共同作用之下，回報就成為非常靠后的因素。所以，我們可以發現，目前環保PPP項目中，地方政府更樂于選擇的合作對象是國企。2016年一共978個環境PPP項目，中標的社會資本為國企的有698個，民企的中標率僅為28.6%。可以預見，如果繼續將PPP模式作為環保產業市場化的方向，民營資本仍將難以參與，仍將是首創股份這類國有企業大面積參與，而拖欠款仍然是常態，環保產業的市場化水平還將維持一個較低的水平。
所以，要實現壯大環保產業的目標，根本上應該另尋環保產業市場化的出路，而非繼續在投融資上做文章。環保作為一種公共服務，有誰享受誰付費的思路，也有誰污染誰付費思路，后者近年變得更加普遍。相比積極投資的傳統手段，最為經濟的手段是讓“價格”發揮作用。政府應該是一個環保價格的發現者，而不僅是環保項目的投資者。政府可以通過對污染的測算和定價，給出環境公共品的基本成本定價；再通過監管處罰，把價格信號傳遞出去，迫使企業等污染主體更為積極地做環保投資，如此才能形成環保產業的市場化機制。
當然，鑒于環境保護中存在一些本地市場特點，PPP模式等投資方式帶有政府集中付費的特點，所以也有一定價值。問題在于，如果政府作為單一買方，那就要重點考慮如何購買。對于環保等公共產品，其實不應主要通過金融想辦法，而應該更多采取財政手段。目前是進一步建立現代財政體系的關鍵時期，環境投資和購買可以采取財政與稅收的方式，完善環境稅、能源稅等稅種，通過價格手段貫徹公共政策，同時也能有穩定的財力購買環境服務。
故而，當前環保企業不賺錢的現象凸顯了環境治理的錯位問題，從環保政策的長期目標而言，環保企業能賺錢是環保長期機制形成的重要內容。
對于環保企業而言，首創的遭遇并非孤例。環保上市公司2018年的業績報告顯示，半數利潤增長為負。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應收賬款難以兌現。這也是在股市回暖之際，環保板塊股價卻跌幅超50%的重要原因。
與環保企業業績慘淡相對應的是政府對環保空前重視。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“加強污染防治和生態建設”作為重要部分單列，提出“壯大綠色環保產業”，培育一批專業化環保骨干企業。
政府如此重視環保，對環保企業的重點扶持政策和專項政策不亞于芯片企業，為什么環保企業卻陷入了連連虧損的境地呢？
目前的主流解釋是地方政府的履約意識和履約能力較差，業界擔憂，如此下去，社會資本參與環保PPP模式的熱情會嚴重下降。同時，中央重視環保，但地方政府作為治理主體，財政上并沒有足夠的投入，對環保的重視不如對GDP，污染治理收費拖欠，造成對環保企業比如水務企業拖欠費用。
這些問題當然存在，但大部分情況下，并非地方政府對環保不夠重視。比如城市污水處理費用作為行政事務性收費專款專用，其目的就在于保障地方政府對環境治理的財力。不能否認一些地方政府在環保收費上力度不夠，但另外一方面，環保企業為了維護地方關系、提高市場占有率，經常采用賒購的方法提供環保產品和服務，導致出現了大量應收賬款，這是更常見的情況。
客觀而言，目前環保企業的困境主要是因為環境設施投資模式。當前，環保作為一種公共服務導向的投資，過多依賴PPP模式。PPP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政府預算不足的問題，但公共事業本身的回報依賴于政府的總體履約能力，依靠政府存量資產的多少以及運營能力，本質上仍然是依靠政府的財力。PPP模式必然出現現金流不穩定的問題，這是一個全球普遍問題，并非是中國環保企業的特殊問題。
PPP模式具有長周期、風險共擔等特征。對PPP項目而言，增加某種公共品投入，應該形成相應的存量資產。但是，目前政府更強調環保帶來的公益性，企業也期待項目的長期性，對短期無回報容忍度較高，而且特別看重PPP項目所帶來的金融工具。共同作用之下，回報就成為非常靠后的因素。所以，我們可以發現，目前環保PPP項目中，地方政府更樂于選擇的合作對象是國企。2016年一共978個環境PPP項目，中標的社會資本為國企的有698個，民企的中標率僅為28.6%。可以預見，如果繼續將PPP模式作為環保產業市場化的方向，民營資本仍將難以參與，仍將是首創股份這類國有企業大面積參與，而拖欠款仍然是常態，環保產業的市場化水平還將維持一個較低的水平。
所以，要實現壯大環保產業的目標，根本上應該另尋環保產業市場化的出路，而非繼續在投融資上做文章。環保作為一種公共服務，有誰享受誰付費的思路，也有誰污染誰付費思路，后者近年變得更加普遍。相比積極投資的傳統手段，最為經濟的手段是讓“價格”發揮作用。政府應該是一個環保價格的發現者，而不僅是環保項目的投資者。政府可以通過對污染的測算和定價，給出環境公共品的基本成本定價；再通過監管處罰，把價格信號傳遞出去，迫使企業等污染主體更為積極地做環保投資，如此才能形成環保產業的市場化機制。
當然，鑒于環境保護中存在一些本地市場特點，PPP模式等投資方式帶有政府集中付費的特點，所以也有一定價值。問題在于，如果政府作為單一買方，那就要重點考慮如何購買。對于環保等公共產品，其實不應主要通過金融想辦法，而應該更多采取財政手段。目前是進一步建立現代財政體系的關鍵時期，環境投資和購買可以采取財政與稅收的方式，完善環境稅、能源稅等稅種，通過價格手段貫徹公共政策，同時也能有穩定的財力購買環境服務。
故而，當前環保企業不賺錢的現象凸顯了環境治理的錯位問題，從環保政策的長期目標而言，環保企業能賺錢是環保長期機制形成的重要內容。
